一个皇帝最容易被操纵的时刻，不是他没有权力。
而是他刚刚得到天下，却不知道是谁把天下交到自己手里。
唐敬宗李湛即位后的第三天，仍在追问同一个问题：
“当初，是谁主张立朕为太子？”
他只有十六岁。
先帝病重时，宫门封闭，朝臣无法入见。立储的诏书如何拟定，谁最先开口，谁又曾表示反对，他本人并不清楚。
可对一个少年皇帝来说，这个问题极其重要。
谁支持他，便是忠臣。
谁反对他，便可能是敌人。
王守澄明白这一点。
李逢吉更明白。
真正高明的权臣，不会急着告诉新皇帝应该信任谁。
他会先告诉皇帝：
曾经有人不想让你成为皇帝。
从那一刻起，恐惧会替他说完剩下的话。
敬宗坐在延英殿里，面前摆着一张宗室谱牒。
他指着“深王”二字。
“有人想立皇叔？”
深王李察，后来改名李悰，是唐宪宗之子、穆宗之弟。
论辈分，是敬宗的叔父。
论年龄与资历，也比敬宗更成熟。
王守澄躬身道：
“先帝病重时，外廷确有一些议论。”
“谁？”
“事情已经过去，陛下不必深究。”
王守澄越是不说，敬宗越想知道。
“朕问你是谁。”
王守澄沉默片刻。
“杜元颖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“李绅。”
敬宗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
李绅是户部侍郎，也是先帝信任的翰林旧臣。
他与元稹、李德裕曾同时受到重用，时人称为“三俊”。
更早时，他与元稹、白居易都参与过新乐府唱和。
李绅的文章有锋芒，性情也极刚硬。
他不喜欢的人，很难从他脸上得到一丝好颜色。
这样的人适合做谏官。
也最容易让别人记恨。
敬宗问：
“李绅为何反对朕？”
王守澄道：
“臣不知。”
这句话听起来谨慎。
实际上，它比任何指控都更有力量。
因为“臣不知”意味着：
这件事是真的，只是不知道原因。
敬宗又问：
“李逢吉呢？”
“李相公一直主张册立陛下。”
“若没有他，事情恐怕不会如此顺利。”
敬宗靠在御座上。
他没有立刻相信。
但他已经开始怀疑。
对一个刚刚即位的皇帝来说，怀疑一个人并不需要证据。
只需要一个足够危险的可能。
当天夜里，李逢吉被召入宫。
他进殿以后，没有主动提李绅。
敬宗却先问了。
“听说李绅当初想立深王？”
李逢吉面露惊讶。
“陛下从何处听来？”
这惊讶恰到好处。
既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显得他早已准备告状。
敬宗看了王守澄一眼。
“朕只问有，还是没有。”
李逢吉沉默片刻。
“先帝病重时，朝中确有人以陛下年少为由，另有议论。”
“李绅说了什么？”
“臣没有亲耳听见。”
“那你为何知道？”
“朝中不止一人听说。”
李逢吉从袖中取出几封奏状。
这些奏状来自李续之、李虞等人。
内容并不完全相同。
有人说李绅私下称太子年幼。
有人说李绅曾赞深王有贤名。
还有人只是写，李绅与反对立太子的人交往密切。
没有一封奏状能够证明李绅真正主张另立深王。
可当几封互不相同的奏状放在一起时，便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力量。
一条没有证据的流言，仍然只是流言。
十个人各说一遍，就会被称为“朝野皆知”。
敬宗拿起奏状。
“为何现在才报？”
李逢吉道：
“先帝尸骨未寒，臣原不想引起朝局震动。”
“只是李绅仍任户部侍郎，又有入对之权。”
“臣担心他在陛下面前搬弄旧事，混淆圣听。”
敬宗抬起头。
“你的意思是，他会来见朕？”
“按制度，户部侍郎可以次对。”
所谓次对，是朝中一定品级的官员，依次进入延英殿，直接向皇帝陈奏政事。
这个制度本来是为了让皇帝不只听宰相的意见。
可对李逢吉来说，它意味着危险。
只要李绅见到敬宗，很多话便可能说清。
而宫斗中最重要的，从来不是让自己的谎言永远无法被揭穿。
只要让真话来得晚一些。
晚到罢官诏书已经发出。
晚到所有人都已表态。
晚到皇帝若承认真相，就等于承认自己受了欺骗。
李逢吉道：
“臣并非请求陛下重惩李绅。”
“只是新朝初立，储位之议关系大统，不可不防。”
听到“不求重惩”，敬宗反而觉得李逢吉十分宽厚。
“那依卿之见？”
“暂时外放。”
“待事情查明以后，再行任用。”
这是权力最常用的说法。
不是定罪。
只是暂时回避。
不是打击。
只是为了保护大局。
不是永不任用。
只是以后再说。
可许多人的一生，便消失在这个“以后”里。
李绅并不是毫无察觉。
他在翰林多年，太熟悉宫中的气味。
先帝驾崩后，王守澄身边的人突然不再来往。
过去登门求见的官员也少了一半。
更明显的是，他原定数日后的次对被取消了。
理由是国丧期间事务繁多，日期另行安排。
李绅听完，只问：
“其他次对官也取消了？”
来传话的内侍道：
“只取消了李侍郎的。”
李绅明白了。
他立刻写奏疏，请求入宫面陈。
奏疏送到银台门。
没有回音。
第二封送进中书省。
李逢吉批了四个字：
国丧后议。
第三封，他直接托熟识的内侍送往王守澄处。
内侍当天夜里把奏疏退了回来。
封泥没有动过。
“王枢密不肯收。”
李绅看着那封未拆的奏疏。
“他不是不肯收。”
“是不肯让我留下已经解释过的证据。”
第二天，李绅亲自去了中书省。
李逢吉没有见他。
门吏说宰相正在商议国丧礼制。
李绅便站在中书省门外等。
从上午等到黄昏。
进出的官员很多。
有人与他打招呼，有人远远看见便绕路而行。
天黑以后，李逢吉终于出来。
“公垂怎么在这里？”
李绅道：
“李相公不知道？”
“我该知道什么？”
“有人向陛下说，我曾主张另立深王。”
李逢吉叹了口气。
“朝中确有这种议论。”
“从谁口中传出？”
“人言纷纷，如何追查？”
“那便让我面见陛下。”
“陛下近日忙于国丧。”
“所以没有时间听我解释，却有时间听别人告我？”
李逢吉脸上的笑容淡了。
“李侍郎，你是在质问陛下？”
“我在问你。”
两人站在中书省台阶下。
周围官员全部停住脚步。
没人敢靠近，也没人真正离开。
李逢吉道：
“若你确实没有主张另立深王，何必如此急切？”
李绅盯着他。
“一个人被说成想废掉今日的皇帝，你问他为何急切？”
“我若不急，明日便会有人说我默认。”
“我若急，你又说我心虚。”
“李相公，这案子从一开始，就没准备让我赢。”
李逢吉没有否认。
“既然李侍郎认为自己清白，可有证据？”
“当初请求册立太子的奏疏，有我的署名。”
“奏疏在哪里？”
“宫中。”
“那便请陛下查阅。”
李绅冷笑。
“如今谁能告诉陛下，该查哪一只箱子？”
李逢吉转身欲走。
李绅在他身后道：
“逢吉。”
他没有再称相公。
“你我有仇，你可以冲我来。”
“不要教一个十六岁的孩子，靠怀疑所有人来做皇帝。”
李逢吉停下脚步。
“李绅，你最大的毛病，就是总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懂得怎样做忠臣。”
“你看不起这个，讥讽那个。”
“连自己的族子来求一次举荐，你都要当众羞辱。”
“如今你身边的人都去了哪里？”
李绅脸色一变。
他终于想起了李虞。
李虞是李绅的族子。
有些才名，也想做官。
他曾写信给刚刚担任拾遗的柏耆，请求举荐。信件阴差阳错送到李绅手中。
李绅最厌恶一面自称隐居、一面暗中求官的人。
他不仅拒绝帮忙，还写信痛斥李虞没有操守，并把此事告诉几位朋友。
他以为自己是在教训族中后辈。
李虞记住的，却是当众受到的羞辱。
官场上很少有真正无缘无故的仇恨。
庙堂上看似关乎天下的弹劾，往下追几层，常常会找到一次没有得到的举荐，一场酒席上的冷落，或一句很多年前说过的重话。
人们不会在奏疏里写：
因为他曾经羞辱我，所以我要毁掉他。
他们会写：
此人结党营私，心怀不轨，有负圣恩。
私人怨恨一旦穿上国家利益的官服，便再也看不出原来的模样。
李虞投向了李逢吉。
他把李绅平日私下批评李逢吉的话，全部说了出来。
李逢吉并不需要李虞证明李绅有罪。
只需要他熟悉李绅的人际关系、说话方式，以及什么样的指控最像真的。
张又新、李续之、刘栖楚、李仲言等人则负责把这些内容散播出去。
他们后来被称为“八关十六子”。
所谓八关，是八道门。
官员想升迁。
地方想要钱。
罪臣想减刑。
商人想取得盐铁之利。
都要先找到这几个人。
送礼。
托请。
表明立场。
过了这几道门，才有机会见到李逢吉。
宰相府门前没有公开标价。
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想办事要先找谁。
制度名义上仍然存在。
真正的权力却已经外包给一群没有正式授权的亲信。
李逢吉控制中书。
王守澄控制宫门。
八关十六子控制消息与人情。
年轻皇帝只需要在最后盖印。
这便是一套完整的权力机器。
它不必每次都伪造证据。
只要决定谁可以说话，谁的话又能送到皇帝面前。
二月，贬官诏书下达。
户部侍郎李绅，贬为端州司马。
端州距长安近五千里。
司马没有多少实权。
听起来仍是官，实际上只是给一个被贬之人留下的名目。
诏书送到李府时，李绅正在整理先帝时期的奏稿。
他没有喊冤。
也没有砸东西。
只问传诏的内侍：
“罪名是什么？”
内侍答：
“诏书只说李公心迹可疑，不宜留在朝中。”
“心迹可疑。”
李绅点了点头。
这是一个极好的罪名。
贪赃需要查账。
谋反需要兵器与同党。
心迹却藏在一个人身体里。
只要皇帝怀疑，便不需要证据。
李绅接过诏书。
“臣领旨。”
内侍离开后，家人哭了起来。
李绅的妻子问：
“我们真的要去端州？”
“诏书上写得很清楚。”
“你为何不上疏？”
“我已经写了三封。”
“陛下看了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那就再写！”
李绅看着满屋书卷。
“不是写得不够。”
“是他们不让他看。”
他把几卷重要文稿装进箱子。
妻子问：
“其他东西呢？”
“卖掉。”
“以后还回不回来？”
李绅停了一下。
“活着便回来。”
这句话说得很硬。
可他背过身时，手却在发抖。
他知道岭南的瘴疠，也知道端州有多远。
风骨说出口只有两个字。
真正落到一个家庭身上，却是变卖宅院，是妻儿跋涉五千里，是病死途中也未必有人收尸。
李绅被贬的消息传出以后，百官竟然纷纷前往中书省，向李逢吉道贺。
并不是所有人都恨李绅。
更多人甚至不知道李绅与李逢吉究竟因何结怨。
他们只是看懂了一件事：
新朝第一次清算，李逢吉赢了。
道贺并不代表赞同。
只代表不想被误认为站在输家一边。
官场上最令人寒心的，从来不是坏人身边有多少同党。
而是好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下一个，会主动站到坏人身后。
百官等在中书省门外。
门吏却说，李相公正在见张又新，暂不接待。
众人继续等。
很久以后，张又新满头大汗地从里面出来。
他向百官拱手，脸上难掩得意。
“端溪之事，又新不敢多让。”
意思是：
把李绅贬到端州，我出了不少力。
百官听完，纷纷后退。
他们怕的已经不只是李逢吉。
而是一个六七品官员，竟敢公开炫耀自己能够决定户部侍郎的生死。
这说明真正的门路已经不在官位上。
张又新官不算最高。
却站在通往宰相的门口。
右拾遗吴思没有去道贺。
李逢吉很快知道了。
数日后，吴思被任命为吐蕃告哀使。
听起来，是代表大唐向吐蕃通报穆宗驾崩。
使命庄重。
路途却遥远凶险。
吴思的同僚私下劝他：
“去中书赔个罪，也许还来得及。”
吴思问：
“赔什么罪？”
“你没去道贺。”
“忠臣被贬，百官向宰相贺喜。”
吴思道，“我若去了，才应该向自己赔罪。”
他收拾行装，踏上西行之路。
这就是李逢吉的规矩。
不一定杀你。
只把你送远。
让所有留下的人看见，不鼓掌是什么下场。
李绅离开长安后，途经同州。
元稹出城迎他。
两人年轻时曾同在朝中谈诗，也曾一起被视为新乐府的重要人物。
后来各自追逐仕途，关系渐渐复杂。
李绅刚硬。
元稹敏感。
两个人都自负，也都相信自己比对方更懂政治。
可此时再见，一个刚刚失去皇帝的恩宠，一个正被新皇帝当作敌人驱逐。
谁也没有心情争高下。
元稹设了一桌酒。
李绅没有喝。
“岭南路远，留着精神赶路。”
元稹问：
“你当真没有主张立深王？”
李绅抬眼看他。
“连你也问？”
“我想听你亲口说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为何会传成这样？”
“因为李逢吉需要我说过。”
李绅拿起酒杯，最终还是喝了一口。
“微之，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最大的可笑之处是什么吗？”
元稹没有回答。
“我们以为文章可以把事情说清。”
“所以受了冤，第一件事便是写奏疏。”
“可奏疏能不能到皇帝手里，不由文章决定。”
“由守门的人决定。”
元稹想起敷水驿。
想起二十张告身。
又想起穆宗向他索取诗篇。
“先帝若还活着，不会这样处置你。”
李绅笑了。
“所以你比我幸运。”
“你犯过错，却遇到一个愿意相信你的皇帝。”
“我没有做过那件事，却遇到一个需要我做过的新皇帝。”
元稹道：
“敬宗年少，日后查明，或许会召你回来。”
“你也在等召还？”
李绅反问。
元稹没有说话。
“穆宗已经死了。”李绅道，“你还在等谁？”
这句话刺中了元稹。
他确实仍在等。
虽然他知道新皇帝未必喜欢他的诗，也未必理解于方案。
但只要留在同州，他便总觉得长安还有可能想起自己。
李绅看着他。
“微之，恩宠这种东西，最像借来的灯。”
“拿在手里时，所有人都说你身上有光。”
“灯一灭，才知道那不是你自己的。”
元稹道：
“你去端州以后准备做什么？”
“活着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写诗，做官，等他们犯错。”
“这不像你。”
“那该像什么？”
李绅冷笑，“难道我现在便撞死在中书省门前，让李逢吉替我写一句畏罪自尽？”
元稹终于给他斟了一杯酒。
“公垂。”
“活着回来。”
李绅看了他片刻。
将酒饮尽。
李绅走后第三天，元稹也接到一道新诏。
改任越州刺史，兼御史大夫、浙东观察使。
从官位上看，这不是贬谪。
观察使掌管一道监察、财政与地方政务，权力远在普通刺史之上。
元府上下都很高兴。
安氏却看着地图，没有说话。
元稹问：
“为何不喜？”
“越州在哪里？”
“会稽。”
“离杭州很近？”
“乐天就在杭州。”
“离长安呢？”
元稹沉默了。
同州就在关中。
越州却在东南数千里之外。
新朝给了他一个更大的官。
也把他送得更远。
安氏问：
“这是升官，还是流放？”
元稹看着诏书。
“都是。”
权力不一定要用贬官惩罚一个人。
有时，它会给你更高的品级、更大的州府、更丰厚的俸禄。
只要那个地方足够远。
远到你无法参与朝局。
远到皇帝很难听见你的声音。
远到所有人都可以称赞你得到了重用，而你自己知道，再回长安已不知何年。
元稹把诏书收好。
“去越州。”
安氏问：
“不等长安了？”
元稹望向西方。
“长安已经换了主人。”
就在李绅抵达端州之前，敬宗在宫中偶然发现了一只旧木箱。
箱外有穆宗亲手封存的标记。
他命人打开。
里面装着先帝病重时，朝臣请求册立太子的奏疏。
第一封署名裴度。
第二封署名杜元颖。
第三封署名李绅。
敬宗盯着李绅的名字。
看了很久。
“他不是要立深王。”
没人敢回答。
“他请求先帝立朕。”
王守澄跪在一旁。
“或许李绅前后言行不一。”
敬宗转头看他。
“你不是说，他坚决主张立深王？”
王守澄低下头。
“臣也是听外臣所言。”
李逢吉很快被召入宫。
面对那份有李绅署名的奏疏，他只说：
“臣得到的消息，或许有误。”
“只是陛下初立，臣不敢不防。”
敬宗问：
“那李绅怎么办？”
“已经到了贬所。”
“召回来？”
李逢吉没有回答。
如果立刻召回李绅，就等于宣布新皇帝登基后的第一道重要处分，是受人蒙骗。
敬宗也明白。
他只有十六岁，却已经知道皇帝不能轻易承认自己错了。
因为臣子犯错，只影响一个职位。
皇帝犯错，会让所有人怀疑今后的诏书。
最后，敬宗没有召回李绅。
他只是命人把诬告奏章全部烧掉。
火焰吞没了张又新、李续之等人的名字。
却没有烧掉李绅已经走过的五千里路。
真相终于到达皇帝面前。
只是比谎言晚了一个月。
一个月，足够发出一道诏书。
足够变卖一座宅院。
足够让一个家庭离开长安。
也足够让满朝文武向诬陷者道一次贺。
敬宗看着火盆。
“为何没有人早点告诉朕？”
殿中无人回答。
因为敢说的人进不了宫。
能进宫的人，正是制造谎言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