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稹离开长安之前，还发生过一件他没有告诉白居易的事。
那时三司尚未结案，罢相诏书也未正式下达。
元府外却已经有人守着了。
第一天，安氏以为是讨债的。
那人穿一身旧褐衣，蹲在坊墙下卖胡麻饼。上午卖饼，下午收摊，黄昏却又换了一件衣服，坐到街对面的茶棚里。
第二天，换成一个跛脚老人。
老人提着竹篮，沿街收旧纸，走到元府门前时总会放慢脚步。
第三天夜里，一名家仆从后门出去买药，回来后告诉安氏：
“有人跟着。”
安氏没有声张。
她让人把府门关好，又把元稹书房里的公文、旧信一一收起。
元稹看见她在烧纸，问道：
“烧什么？”
“没用的旧账。”
“为什么忽然烧？”
安氏将火箸往炭盆里压了压。
“外面有人守着。”
元稹愣了一下。
“神策军？”
“不像。”
“御史台？”
“也不像。”
安氏看着他，“他们不抓人，只记谁进来，谁出去。”
元稹走到门边。
门缝外，长街一片昏暗。
那个收旧纸的老人还在墙角。
他像是在等生意，又像在等元府里某个人因为害怕，连夜送出一封不该送的信。
元稹忽然打开门。
老人抬起头。
两人四目相对。
元稹径直走过去。
“谁派你来的？”
老人装作没有听懂。
“郎君可有旧纸？”
元稹一脚踢翻他的竹篮。
碎纸、旧鞋、破布撒了一地。
“我问你，谁派你来的？”
老人看了看元府门口的家仆，知道瞒不过去，只得站起身。
“京兆府。”
“京兆尹刘遵古？”
老人没有回答。
沉默就是回答。
元稹盯着他。
“查什么？”
“防止相公府中有人出入，串联证词。”
“我是朝廷定罪的犯官吗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那就是保护我？”
老人低下头。
“上面只说，暗中巡察。”
元稹笑了。
“暗中巡察。”
“人站在我家门口，眼睛盯着我妻儿，还叫暗中？”
老人不敢说话。
元稹转身回府。
安氏问：“怎么办？”
“上奏。”
“你现在已经不是宰相。”
“我还是朝廷命官。”
安氏看着他。
“若奏上去，刘遵古会说，他是在查案。”
“查案有三司。”
“京兆府凭什么把我家当成监牢？”
元稹铺开奏纸。
笔落下去时，手有些发抖。
他不是害怕刘遵古。
而是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离开政事堂还不到几日，长安看他的眼神已经变了。
从前，别人监视他，是因为他手里有权。
现在，别人监视他，是因为他失去了权。
官场上的眼睛从不会消失。
它们只会随着一个人的位置，改变目光中的含义。
权势正盛时，别人盯着你，是想靠近。
权势将倒时，别人盯着你，是怕你逃走。
奏疏送进宫中，唐穆宗果然发怒。
“谁准京兆府监视元稹的？”
殿中没有人回答。
刘遵古的奏报写得十分稳妥。
他说元稹涉及于方案，三司尚未定案，京兆府担心涉案人员暗中串联，故命坊吏“潜加巡察”。
没有软禁。
没有搜府。
更没有惊扰元稹家眷。
只是巡察。
官场上最安全的文字，从来不写自己做了什么。
只写自己为什么不得不做。
穆宗把奏报扔在地上。
“元稹是朕任命的宰相。”
“即使有过，也应由朕处置。一个京兆尹，凭什么先把他当罪人？”
新任宰相李逢吉站在殿中，始终没有开口。
他知道皇帝还在意元稹。
这份在意未必是因为元稹有什么不可替代的治国才能。
更多是因为穆宗喜欢他的诗，也喜欢那个在自己面前永远激动、永远愿意证明忠心的元稹。
皇帝对臣子的宠爱，有时像对一件心爱器物。
不一定时时使用，却不能容忍别人先说它应该丢掉。
穆宗道：
“罚刘遵古。”
“再派人去元府，告诉元稹，朕知道他受了委屈。”
李逢吉这才开口：
“陛下圣恩。”
“只是元稹刚刚罢相，朝野议论未息。陛下若过分抚慰，恐怕谏官又会上奏，说陛下偏私。”
穆宗冷冷看着他。
“那依卿之见，朕连一句话都不能给他？”
“可以给。”
李逢吉道，“但不宜让他留在京城。”
穆宗没有回答。
“同州离长安不远。”李逢吉继续道，“既可让元稹出守地方，也不至使他远离阙廷。”
“若日后查明他并无大过，陛下随时可以召还。”
这话听起来处处替元稹着想。
实际上，它解决了两件事。
把元稹赶出政事堂。
又让皇帝觉得，自己没有真正抛弃他。
权术最精巧的地方，不是逼皇帝做不愿意做的事。
而是让皇帝相信：
那个对别人最有利的结果，恰恰来自自己的仁慈。
穆宗沉默许久，点了点头。
“就让他去同州。”
“不要太远。”
李逢吉俯身领旨。
“陛下圣明。”
中使到元府时，带来了皇帝的抚慰，也带来了罢免刘遵古俸禄的消息。
元稹听完，眼睛亮了一下。
“陛下真这样说？”
“陛下说，相公是他亲自选用之人，绝不容外臣任意欺辱。”
中使仍旧称他“相公”。
元稹没有纠正。
他让人取来十匹绢，送给传旨的中使。
中使连连推辞。
“这是陛下命奴婢来抚慰相公，哪里敢收？”
元稹道：
“不是谢你传旨。”
“是劳烦你回去后，替我告诉陛下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元稹此生，绝不负他。”
中使将绢收下了。
安氏站在屏风后，看见这一切。
等人走后，她问：
“你不是最恨宦官吗？”
元稹没有回头。
“他只是替陛下传话。”
“敷水驿打你的，也是替陛下办差的人。”
“那不一样。”
“哪里不一样？”
元稹转过身。
“一个来打我。”
“一个来救我。”
安氏望着他。
“微之，你判断一个人是忠是奸，什么时候开始只看他对你好不好了？”
元稹没有回答。
他走到案前，将皇帝的口谕又看了一遍。
那几句话不是正式诏书。
不能恢复他的相位，也不能洗清二十张告身带来的罪名。
可对一个刚刚失去权力的人来说，皇帝的一点怜惜，比一道明确的处罚更危险。
处罚会让人死心。
怜惜却会让人继续等待。
同州位于长安以东。
不算真正的远方。
天气晴朗时，站在城外高处向西望，当然看不见大明宫，却能看见长安方向的云。
元稹到任后，常常在清晨醒来。
以前这个时辰，他已经穿好朝服，等待宫门开启。
如今，窗外没有长安钟鼓。
只有州衙更夫敲着梆子，从空荡荡的街道上走过。
第一天，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睡得晚些。
第五天，他开始在五更醒来。
第十天，他命人把州衙的晨鼓提前了半个时辰。
长史不解。
“本州官吏一向卯时点卯。”
“为何忽然提前？”
元稹道：
“长安也是这个时辰开宫门。”
长史愣了一下。
没有再问。
元稹心里仍住着一个宰相。
这个宰相每天清晨都会醒来，穿过尚不存在的宫门，走进已经没有他位置的政事堂。
真正的失势，不是别人不再叫你相公。
而是你自己还没有学会不做相公。
元稹到同州后的第一桩案子，是三户百姓欠缴军粮。
县吏把人押到州衙时，其中有个老妇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。
老妇跪下便哭。
“不是不交。”
“实在没有。”
她的两个儿子去年都被征去运输军粮。
一个死在路上。
另一个回来后断了一条腿。
家中仅剩的一头耕牛，也被县里牵走抵赋。
元稹问县令：
“既然没有粮，为何还要征？”
县令道：
“朝廷有数。”
“什么数？”
“河北用兵时，本州奉命转运粟米三万石。前任刺史只交了两万四千石，尚欠六千。”
“如今河北已经罢兵。”
“仗可以不打，账不能不销。”
元稹翻开度支文书。
最下面盖着中书门下的印。
发文日期，正是他担任宰相之时。
元稹盯着那枚印，许久没有说话。
他在政事堂时，只看见“三万石”。
写在一张纸上，不过几个字。
到了同州，三万石却变成了三万只粮袋，几千辆牛车，无数被临时征发的民夫，还有一个老妇死去的儿子。
朝廷里的数字没有血。
落到地方，才会长出尸体。
县令问：
“刺史，此案如何判？”
“免了。”
县令吓了一跳。
“不可。”
“为何？”
“若免这三户，其他欠赋者都会来求。六千石的缺额，年终考课如何交代？”
“那便由州库补。”
长史苦笑。
“州库没有粮。”
“卖掉州衙多余车马。”
“杯水车薪。”
“削减官吏俸钱。”
堂下众人都变了脸色。
劝元稹体恤百姓，他们都会赞同。
可一旦体恤百姓的代价要从自己俸禄里出，每个人立刻想起朝廷法度不可轻废。
县令低声道：
“元使君，地方不是政事堂。”
“在长安，一道命令写出去便算办过了。”
“在这里，少一石粮，就必须从另一户人家拿出来。”
元稹抬头看着他。
这句话很刺耳。
却是实话。
治国最容易的地方，是在奏章里。
那里没有真正的饥饿，也没有真正的寒冷。
只有“灾民”“军粮”“赋额”“蠲免”。
每一个词都很干净。
干净到写字的人可以忘记，词的下面都是人。
元稹最终下令，三户暂缓追征。
不是免除。
因为他无权免除朝廷已经登记在册的欠赋。
老妇抱着孩子磕头谢恩。
元稹却没有觉得自己救了她。
他只是把她今日要受的苦，推迟到了下一次催征。
那天晚上，他第一次没有命人提前敲晨鼓。
他开始给皇帝写谢表。
第一稿写得很短。
无非是臣有罪、蒙圣恩、赴任之后必当尽忠。
写完以后，他自己撕了。
这样的谢表每天会有几十封送进宫。
皇帝看不到他。
第二稿，他写起自己的身世。
八岁丧父。
家贫无业。
母兄乞讨供养。
幼年无钱拜师，是母亲亲自教他读书。
他写道：
“衣不布体，食不充肠。”
写到这里，他停住了。
窗外传来孩子读书的声音。
元稹忽然想起母亲。
那时家里没有像样的纸。
母亲便在沙盘上写字，让他一遍遍照着描。
别人家的孩子有父兄领着去学堂，他只能站在门外听。
他这一生为何如此想往门里走？
也许不是从长安开始。
而是从那个进不去的学堂开始。
他继续写。
十五岁明经出身。
二十四岁登吏部科。
二十八岁制举第一。
当过左拾遗，做过监察御史，也因为得罪权贵被贬十年。
写到自己如何回到朝廷时，他落下一句：
“无朋友为臣吹嘘，无亲戚为臣援庇。莫非苦己，实不因人。”
安氏站在他身后，看见这句话。
“实不因人？”
元稹没有回头。
“有何不对？”
“崔潭峻把你的诗送进宫中。”
“魏弘简替你传递消息。”
“那些中人争着与你交往。”
“你入翰林、做宰相，难道真的没有借过任何人的力？”
元稹放下笔。
“你要我怎么写？”
“写我攀附宦官，所以做到宰相？”
“写我没有门第，没有裴度的功勋，也没有李逢吉经营多年的党羽，只能抓住一只伸到面前的手？”
“这样的奏表送进宫中，连皇帝的案头都到不了。”
安氏道：
“所以你不是在写自己。”
“你是在写一个皇帝愿意相信的元稹。”
元稹沉默片刻。
“天下所有臣子，写给皇帝的都是皇帝愿意相信的自己。”
“裴度写忠。”
“李逢吉写稳。”
“我只能写孤。”
安氏问：
“那真正的你呢？”
元稹看着满纸文字。
“真正的我若有人愿意看，就不会坐在同州写谢表了。”
他继续落笔。
写到最后，字迹已经有些凌乱。
“臣若余生未死，他时万一归还，不敢更望得见天颜。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，臣虽黄土覆面，无恨九泉。”
安氏看完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“这不像谢恩。”
她说。
“像求他不要忘记你。”
元稹将奏表慢慢折好。
“被罢的宰相最怕的，不是有罪。”
“是皇帝发现，没有你也一样。”
元稹的谢表送到长安时，白居易正在请求外任。
穆宗即位以后，游宴渐多，听政渐少。
河北再乱。
汴州军士驱逐节度使。
河南、陈许多地又遭水灾。
朝廷每天都在发诏。
平叛的诏。
赈灾的诏。
安抚藩镇的诏。
处罚官员的诏。
白居易是中书舍人，许多诏书都要经过他的手。
他渐渐发现，自己写的字越来越多，朝廷真正做到的事却越来越少。
皇帝命群臣议论如何平定汴州。
有人主张立刻出兵。
有人主张先行招抚。
有人担心用兵耗费钱粮，有人担心招抚使藩镇更加轻视朝廷。
众人争论了两个时辰。
最后得出的办法是：
再议。
散会时，李逢吉问白居易：
“白舍人今日为何一言不发？”
白居易道：
“该说的，以前都说过。”
“朝廷今日问的不是以前。”
“可朝廷今日的病，和以前一样。”
李逢吉笑了。
“白舍人是在说陛下不纳谏？”
“下官是在说，一件事若每次都等坏到不能再坏时才议，就不叫处置。”
“叫收尸。”
李逢吉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。
“白舍人还是这么直。”
“难怪在朝中总不快活。”
白居易看着他。
“李相公很快活？”
“能做事，为什么不快活？”
“元稹也以为做了宰相便能做事。”
“所以白舍人应该比他更懂得谨慎。”
这句话听起来像劝告。
也像警告。
白居易回到家中，当晚便写了请求外任的奏疏。
他不想再留在长安。
年轻时，他以为离开中枢就是逃避。
到了五十一岁，他才明白，有时候离开不是不肯做事。
而是终于看清，自己留在这里，只能不断替别人把“不做事”写得冠冕堂皇。
七月，诏书下达。
中书舍人白居易，出任杭州刺史。
消息传开，有人替他惋惜。
中书舍人是皇帝近臣，参与撰写制诰，前途直通尚书、侍郎。
杭州刺史虽然掌一州实政，终究远离长安。
白居易却第一次觉得轻松。
他收拾行装时，家人问：
“杭州那么远，为何不再等等？”
白居易道：
“正因为远，才去。”
元稹用十九年走进长安。
如今还在同州回头望。
刘禹锡被长安赶出去十七年，仍在等待归路。
白居易不想再等一扇随时会关上的门。
他想去看看，离开皇帝以后，一个官究竟还能为百姓做多少事。
赴杭州途中，白居易经过同州。
元稹亲自出城迎他。
两人不过分别一个多月。
元稹却瘦了许多。
白居易看见他身上的刺史官服，恍惚间又想起当年江州与通州的日子。
那时两个人都在贬所。
相隔千山万水，只能靠诗书来往。
后来他们先后回到长安，以为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
谁能想到，兜兜转转，又回到地方。
只是这一次，两个人的心境已经不同。
入城途中，正好遇见几名县吏牵着耕牛经过。
牛后面跟着一个跛脚男人，不住哀求。
元稹停下马。
“又是欠赋？”
长史点头。
“去年军粮的旧账。”
元稹没有说话。
白居易看了看那男人，又看向元稹。
“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“放了他，州里欠账。”
“不放，他家里活不下去。”
“这就是地方官。”
元稹苦笑，“每天都在决定，让哪一边先死。”
白居易道：
“所以我去杭州。”
“你以为杭州没有欠赋，没有豪强，没有上司？”
“有。”
“那你还去？”
白居易看着被牵走的耕牛。
“至少在长安，我只看见一行数字。”
“到了杭州，也许还能看见数字后面的人。”
元稹望着他。
“乐天，你是在逃。”
“是。”
白居易承认得很平静。
“你不怕别人说？”
“年轻时怕。”
“现在呢？”
“现在我只怕明知一件事做不成，还留在那里假装自己正在做。”
元稹的神色冷了下来。
“你是在说我？”
“我是在说我自己。”
“你我最大的不同，不是你比我干净，也不是我比你贪恋权位。”
白居易道，“是你每一次摔下来，都认为下一次爬上去便能赢。”
“而我开始怀疑，那架梯子本来就靠错了墙。”
元稹没有反驳。
两人回到州衙。
案上放着一封刚从夔州送来的信。
信是刘禹锡写的。
他在夔州听见当地百姓唱竹枝歌。
山民击鼓，歌者扬袖，曲调并不精巧，却含着一种长安诗坛没有的率真。
刘禹锡在信里只抄了新作中的两句：
东边日出西边雨， 道是无晴却有晴。
白居易读完，笑了。
“梦得还是梦得。”
元稹问：
“他写的是男女之情，还是朝廷？”
“都是。”
白居易把信递还给他。
“明明下着雨，偏有人告诉你天晴了。”
“明明以为无情，又总给你留一点念想。”
元稹知道他指什么。
皇帝罢了他的相，却处罚刘遵古，又遣中使抚慰。
说是无情。
偏偏又像有情。
那一点若有若无的恩宠，让他留在离长安不远的同州，让他每天五更醒来，让他写下那封几乎把半生都剖给皇帝看的谢表。
刘禹锡在几千里外，只用两句民歌便把他写透了。
元稹忽然问：
“梦得还想回长安吗？”
白居易道：
“想。”
“那他为何总写得像不在乎？”
“因为想回去是他的处境。”
“不肯低头是他的性情。”
“人这一辈子最苦的，就是处境和性情永远不肯相容。”
元稹把信折好。
“你呢？”
“我去杭州。”
“我问你还想不想回长安。”
白居易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想。”
“那你和我们有什么不同？”
“没有不同。”
白居易笑了笑，“只是你站在同州等长安叫你。”
“梦得站在夔州骂长安。”
“我想先往别处走走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白居易继续东行。
元稹送他到城外。
分别时，白居易道：
“那封谢表，我看过副本。”
元稹脸色微变。
“中书的文书，你自然看得到。”
“衣不布体，食不充肠。”
白居易缓缓道，“这几句是真的。”
“实不因人，也是你愿意相信的。”
元稹握紧缰绳。
“你来同州，就是为了讥讽我？”
“不是。”
白居易从怀中取出一叠纸。
“这是我离京前整理的旧诗。”
“你曾说，要编一部《元白往还集》。”
“如今你我又分开了，先放在你这里。”
元稹接过。
纸张很厚。
有他们年轻时在长安写的诗，也有江州、通州时期的唱和。
那里面的元稹还没有做过宰相。
那里面的白居易也还相信，文章真的能够惊动天听。
元稹低声道：
“乐天。”
“若有一天，我再回长安呢？”
“那就回。”
“你不劝我了？”
“劝不住。”
白居易道，“我只希望你下次走进那扇门时，记得同州那个被牵走耕牛的人。”
“别再只记得，门里的人怎么看你。”
元稹没有说话。
白居易扬鞭上路。
车马渐渐远去。
元稹站在城外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背影。
就在这时，一骑快马从西面而来。
马上之人没有穿官服，腰间却挂着宫中出入的鱼符。
他来到元稹面前，翻身下马。
“元使君。”
“陛下遣小人来问一件事。”
元稹心头猛地一跳。
“什么事？”
那人压低声音。
“陛下近日又读到您的诗。”
“问您到了同州以后，可有新作？”
白居易的车马还没有消失在官道尽头。
元稹却已经转过身，望向西方。
长安在那里。
离他不远。
近得足以送来一句问候。
却又远得足以让一个人，为这句问候继续等上许多年。
那一刻，元稹终于明白，李逢吉为什么没有把他贬得更远。
真正牢固的囚笼，并不需要高墙。
只要让囚徒始终看得见门。